1946年冬，东北战场的指挥机关里，胡奇才拿到了一纸新的任命：由第四纵队司令员改任副司令员。命令不长，分量却很重。就在不久前，他还率部打赢了新开岭战役，部队士气正盛，外界赞誉不断，自己却从正职变成了副职。
换作旁人，心里难免打鼓。胡奇才是从枪林弹雨里打出来的将领，战场上敢冲敢拼，指挥作战也有一套。新开岭一战，第四纵队集中兵力歼灭国民党军第25师，取得了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战场上的一次重要胜利。这样的战果，按常理说，似乎应该带来升迁。
可军队不是只看一场胜负。东北战场形势复杂，部队编制、将领调配、上下级关系，都要服从整体作战需要。吴克华调回第四纵队后，司令员职务需要重新安排，胡奇才因此成为副司令员。事情有组织上的理由，但理由能够解释命令，却未必立刻消除一个人的失落。
有意思的是，胡奇才并非第一次面对这种落差。他年轻时性格直，打仗喜欢往前冲，立功时冲在前面，调整职务时也常常毫不遮掩地表达疑惑。这样的脾气，在战场上是勇猛，在组织工作中却容易显得锋芒太露。
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胡奇才曾因茂县一带的一次行动失误，被撤去团政委职务，降为普通战士。后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又从红军时期的师政委改任第770团副团长。到山东工作后，他还经历过一次职务调整。
这些经历，对一个正值壮年的干部来说，绝不轻松。更何况，胡奇才并不是因为贪图权位才难过，他在意的是，自己究竟有没有把事情做好，组织为什么总在关键时候把他放到副职位置上。
罗荣桓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年轻干部。那时胡奇才还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工作。1938年，抗大接收了一批知识青年，其中不少人缺少军事训练，学校需要加强队列和纪律教育，胡奇才被安排负责学生队。
这项工作让他颇不自在。带兵上前线，他没有顾虑；面对一群年轻学生，尤其还要训练女学生，他反而觉得束手束脚。可组织既然作出安排，他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一次欢迎国民党方面人员的集会中，学生队列训练不够整齐，现场一度忙乱，毛泽东亲自出面整队，才使队伍恢复秩序。
这件事给胡奇才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逐渐明白，革命工作并不只有冲锋陷阵，培养干部、训练学生，同样是战争准备的一部分。后来，他带出的学生中，有人成为将军，有人成为地方干部，也有人走上文化工作岗位。
也正因如此，罗荣桓知道胡奇才的脾气，更明白他这次确实有些委屈。两人谈话时，胡奇才没有绕弯子，直接问道：“我没有打败仗，也没有犯错误，为什么偏偏是我改任副职？”
罗荣桓没有急着解释，只是提醒他：“奇才，你过去已经降过几次了。红军时期一次，改编以后一次，在山东又有一次。算起来，这回是第四次。”
胡奇才补充说，茂县那次也算在内。罗荣桓听后笑了笑：“那次是因为走错了路嘛。”一句玩笑，让气氛松了下来，但罗荣桓并没有回避问题。他接着说，这一次和过去不同，确实有些委屈，可干部要经得起能上能下，不能把职务看得过重。
胡奇才沉默了。罗荣桓又把话说得更透：“你还年轻，往后的仗多着呢。现在多受一点磨炼，不是什么坏事。眼下大仗在即，别计较正职副职，真正要紧的是把部队带好。”
这番话并不是空泛安慰。胡奇才当时年仅三十多岁，虽然已经多次担任重要职务，却仍处在不断调整和锻炼的阶段。罗荣桓看重的，正是他能打硬仗、能担重任的特点，不愿让一次职务变化影响他的判断。
更早之前，胡奇才因头部疾病曾到朝鲜、大连一带治疗。病情稍有控制，战事需要，他便中断休养返回部队，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对他而言，职位是组织分工，战场才是检验指挥员的地方。
听完罗荣桓的劝解，胡奇才没有再争辩。他接受了新的安排，重新回到第四纵队。那场谈话没有改变任命，却改变了他的心态。军令依旧是副职，肩上的责任却没有减轻，面对即将展开的战斗，他仍要把部队带上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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