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灵活就业是一种语言陷阱。
它容易遮蔽失业的真相，掩盖了劳动者的时间成本、经营成本和保障成本，还可能回避“不稳定、薪水低、工时长、负荷重、保障差”等问题，同时释放出“更自由”的信号。以至于，长期研究就业的专家一不小心也掉入这种语言陷阱之中。
建议公共部门和研究机构放弃“灵活就业”这一概念，采纳正规、透明和国际通行的口径与规则，去研究和对待就业/失业问题。
国际劳工组织（ILO）有一套规范且国际通行的劳动统计体系：就业、失业、非正规就业、不充分就业、脆弱就业、在职贫困、NEET率等。
非正规就业，指无劳动合同、无社保的就业，如外卖骑手；不充分就业，指想多干几小时却没活干，如平台零工；脆弱就业，指无固定薪酬保障，如流动商贩；在职贫困，指有工作但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如部分农民、农民工；NEET率，指青年“不升学、不就业、不培训”的比例，如被冠名为“全职儿女”“慢就业”群体。
本文研究中国弱势就业群体的收入、工时与保障状况，并对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统计口径。
本文逻辑
一、灵活就业的净收入与保障
二、非正规就业的识别与衡量
【正文6000字，阅读时间20'，感谢分享】
一、灵活就业的净收入与保障
灵活就业，主要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就业方式。它按“怎样就业”分类，不是按“从事什么职业”分类。
但是，具体到什么职业，一般认为包括这三类：
个体经营，自营小店经营者、个体商贩、自营网店经营者、独立提供便民服务者等；非全日制就业，符合条件的小时工、钟点工，以及保洁、零售、社区服务等领域的非全日制人员；新就业形态，依托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
显然，灵活就业是一个过宽的隐蔽口袋。
百万网络主播、华强北个体户、AI超级个体，与流动商贩、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在农村耕田的农民，都属于灵活就业，他们之间的职业性质、收入与保障差距巨大。把所有灵活就业者放入同一口径，会混淆工资、经营利润和资本回报。
这个概念，容易遮蔽相当部分群体就业“不稳定、低时薪、长工时、低保障”等诸多问题。以至于，我们无法获得“灵活就业”群体的真实情况。
这里，我只能采纳2023年一季度的一项联合调查。这份调查对支付宝活跃用户和芝麻工作证用户发放问卷，有效样本19172份，其中灵活就业样本3753人。
拆解这份报告，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灵活不等于自由。
这份样本显示，灵活就业面临长工时、低时薪的困境；计入经营成本和单位社保、公积金后，总报酬差距进一步扩大；合同保障差，社会保障低，社保自我承担压力是正规职业的2.5倍。
一、更长工时与更低时薪并存。
在这份调查中，灵活就业样本周工时50.8小时，全职就业样本为48.0小时，多2.8小时；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的比例，灵活就业者高达30.2%，全职就业样本为19.3%；月收入估算约7399元，跟全职就业样本相比低约6.0%；如果折算成现金时薪，则为33.6元，二者差距扩大，低约11.2%。
这是一种典型的“长工时、低时薪”组合。可见，“灵活就业”，不意味着劳动者拥有时间支配权、定价权或退出权。
不过这两年整体工时有所缩短：2025年一季度灵活就业周工时降至47.6小时，稳定就业为45 小时，差距缩至1.8小时;每周超过60小时的占比降至20.7%。超长工时有所缓解，但差距没有消失。
具体来看，平台接单每周工时达55.7小时，为11类职业最高，比全职样本高10个小时左右；月收入5613元，现金时薪23.3元，比全职样本低38.6%。
另外，建筑54.5小时，生产制造53.3小时，务农53.2小时，物流运输53.1小时，线下生活服务51.6小时，均高于全职样本。仅财务文员和在线服务低于全职样本，分别为42.4和43.1小时。
为什么不能只看月收入，要看工时、看时薪？
因为月收入容易掩盖时间成本。很多灵活就业的月薪是靠延长工作时间换取的；而且，多数灵活就业投入更多时间，仍未达到全职样本月收入，意味着单位时间回报差距更大。所以，真正的差距在单位时间回报（时薪）。
调查显示，灵活就业总体月薪与全职样本的差距只有6.0%，但是折算成时薪后差距扩大到11.2%。折算成时薪后：平台接单时薪比全职样本低38.6%，线下生活服务低46.6%，务农低45.7%。
低时薪和长工时为什么并存？低时薪如何吸引劳动者投入更多时间，难道是来自低净报酬与生计约束？
通常，时薪下降，劳动者会减少时间投入。可能是劳动供给太大、需求不足，也可能是受生计和债务约束。当时薪降至生计之下（按8小时工作制计算），劳动者可能被迫追加劳动时间。或者，劳动者受债务等刚性约束，当时薪下降时，不得不投入更多劳动时间。
二、更高经营成本和更低社会保障并存。
很多灵活就业者需要自己承担经营费用，光靠月收入会高估他们的实际收入。
例如，个体经营与管理月收入10352元，为11类职业最高，但是，个体经营收入包含资本、存货、租金和经营风险回报，不能全部视为劳动工资。物流运输月收入7800元，但是物流运输还承担车辆、保险、油电与折旧。
灵活就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低社会保障，自我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是正规就业的2.5倍。
全职就业的经济报酬不止现金工资，公司或单位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以及公积金，是劳动总报酬的一部分。但是，灵活就业者很多缺失社会保障，即使参保，也通常需要自行承担更多缴费责任。
2025年一季度调查显示，灵活就业完整参加五险的比例为16.5%，部分参保74.1%，未参保9.4%。有些劳动者只参加养老或医保，整体保障体系不全，而且水平偏低。
以同一缴费基数比较，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通常按20%由个人承担；企业职工个人承担8%，单位承担16%。灵活就业者个人缴费率相当于企业职工个人端的2.5倍。
再看住房公积金：2024年全国住房公积金实缴人数中，灵活就业人员218.82万人，占1.24%；企业单位11308.75万人，占64.15%；机关事业等非企业单位6101.18万人，占34.61%。
如果粗略按2亿灵活就业人数计算，灵活就业的公积金覆盖率只有1%左右。
我们简单测算一下扣除成本之后的净时薪及其差距（采用10%经营成本率，企业全职只加入单位养老16%和公积金5%，机关事业再加入8%职业年金）：
灵活就业扣除成本之后的净时薪降至30.3元，低于全职就业34%，低于机关单位就业38%。灵活就业的收入需要增加51%、61%，才能追平全职就业、机关单位就业的报酬水平。
每一种职业的工时与时薪，与该类职业的劳动供给与需求有关，也跟职业特征和行业周期有关，所以并不要求灵活就业的时薪一定要达到或高于正规就业的水平。
我真正想表达的是，包含11类不同职业的“灵活就业”，容易掩盖弱势就业群体的诸多问题，尤其是长工时、低时薪和低保障的问题。
二、非正规就业的识别与衡量
灵活就业，不是一个正规的职业口径，也不是一个可比的国际统计身份。
我们应该放弃“灵活就业”的概念，建立一套全球可比的就业统计体系。其实，国际劳工组织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就业统计体系，包括身份、劳动利用和正规性。
如何将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口纳入这个体系？
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缺少数据。
在ILOSTAT国家报告或协调序列中，中国的失业率（LU1）最新为2022年，NEET（衡量青年“不就业、不升学、不参加培训”比例）最新为2000年，低工资最新为2008年。而时间相关就业不足、LU2至LU4、非正规就业和非全日制都缺失信息。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国际可比的就业体系，可以从三个角度入手：
第一是身份，需要区分雇主、独立劳动者、平台依附就业、雇员、家庭帮工。在2亿灵活就业中，有些是雇主，如超级个体、个体户；有些是独立劳动者，如农民、临工、家政；有些是平台依附就业，如骑手、网约车主；有些是雇员，如建筑工人、中介职员；有些是家庭帮工，如无薪酬家庭劳动者。
第二是正规性，区分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需要看单位是否登记、是否正规，劳动关系是否正规、是否合法。
第三是数量和质量评价，看利用率（LU1-LU4）、工作时长、时薪、最低工资、在职贫困、收入波动。
在这个体系中，我重点讲几个概念：
第一是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
非正规就业，是国际劳工组织（ILO）第17届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ICLS，2003）决议的界定，指未在法律或实践中得到登记、申报或有效保护的就业岗位。它不是指职业不正规，而是指雇主是否登记、受法律监管，以及岗位是否纳入制度保护。简单来说就是：无合同、无社保、不被劳动法律覆盖的就业。
无酬家庭帮工、家政、零工、日结工、农民、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快递员、流动商贩、个体户、家庭小作坊的工人、自媒体从业者，不一定都是非正规就业，但是比例比较高。
为什么强调这个指标？
在就业体系中，失业率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指标。失业率当然重要，但如果只看失业率，会忽略很多重要问题。为什么？
国际通行（ILO）的就业定义是非常宽松的，它指的是，达到最低年龄的人，在参考期（通常一周）内，只要工作一小时，并取得了报酬或利润，就被视为就业。换言之，一个骑手，一周只送了一个小时的外卖，也被视为就业。
所以，低失业率容易掩盖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稳定性、社会保障等重要问题。
非正规就业，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未被制度保护和覆盖”。这触及弱势就业群体最根本、与切身利益最相关的制度性问题。
表面上，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所覆盖的群体差不多，但是二者关注点完全不同。灵活就业的观察视角，是拥有什么——自由、弹性和自主，而非正规就业关注的是缺失什么——合同、社保和法律保护。二者政策含义不同，灵活就业似乎默许一种新型就业，无需过度干预，而非正规就业则指向法律完善、监管覆盖、规范合同、增补保障。
以骑手为例，外卖平台是正规注册企业，但很多骑手没有劳动合同保护，平台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这类骑手属于非正规就业。如果是非正规就业，骑手遭遇交通事故受伤，无法获得劳动法的工伤条例保护，也无法获得医疗保险的支持；退休之后也就无法获得养老金保障。
不过，2022年政府开始试点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新职伤”），绕开劳动关系，要求平台从每一单中给骑手缴纳社会保险；截至2026年7月底，试点平台企业扩围至25家，累计参保人数达到3458.8万人。
也可以看出，非正规就业，才是关注弱势群体就业的正确视角。
ILO 2025年11月模型估计显示，全球非正规就业人数从2019年的18.9166亿上升到2024年的20.5811亿。同期非正规就业率从56.821%上升到57.773%。由此反推全球总就业从33.2916亿上升到35.6241亿。
第一次看到这个数据，你会感到震惊，全球非正规就业居然超过一半，而且还在增长。2020年是一个重要拐点，之前非正规就业率是下降的，之后持续抬升。疫情对全球就业的冲击不仅仅是失业率上升，还可能包括就业的法律保障下降。
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STAT 数据，在表中列示的20个国家中，印度非正规就业人数最高，2025年为4.16亿人；印度尼西亚2023年为1.13亿人。其后是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最新可用人数分别为8671.8万、6885.7万和5804.6万人。越南、巴西和墨西哥均超过3400万人。刚果（金）、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泰国和埃及介于2200万至3000万人之间，其余所列国家介于1200万至1800万人之间。
前20个国家合计约10.89亿人，以全球2024年约20.58亿人为分母，算术比值约为52.9%。
中国在本次所查人数年表中缺少记录，我们也难以确定2亿灵活就业人口多少可以纳入非正规就业。
尽管全球非正规就业增长，但地区分化和收入分化明显。
2019年至2024年，阿拉伯国家、非洲和亚太地区非正规就业率分别上升约1.08、0.78和0.77个百分点；欧洲和中亚下降约1.06个百分点，美洲下降约0.27个百分点。在75个经济体中，总就业非正规率29国上升、46国下降，中位数变化负0.78个百分点。
这或许跟亚非阿地区的疫后经济复苏不足和劳动者的法律保护不足有关系。
2019年至2024年，低收入组非正规就业率上升0.381个百分点，中低收入组上升0.013个百分点，中高收入组下降0.505个百分点，高收入组下降0.322个百分点。
这说明中低收入人群承担了更大的疫情冲击。
尽管不少国家的就业已恢复到疫情之前，但非正规就业仍在上升，它解释了为什么低失业率不能代表劳动市场健康。在缺少失业保险和家庭资产缓冲的经济体，劳动者不可能长期保持失业。他们不得不进入低收入、不稳定和非正规雇佣的岗位。失业率下降，但就业质量和收入风险未必改善。
第二个引入的概念是不充分就业。
在非正规就业中，不充分就业很普遍，它指的是工作不饱和，想多干活但没活干。
如何衡量不充分就业？国际劳工组织将失业率定义为LU1，加入时间相关就业不足后定义为LU2。LU2-LU1的差值就是时间相关就业不足人口占劳动人口比例。
墨西哥是一个最典型案例。LU1仅2.68%，看起来失业率很低，但LU2达10.46%，时间相关就业不足率近8.00%。
2024年ILO模型估计，中国的4.59%失业率不是完整信号（2026年7月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其中 16-24 岁不包含在校学生的青年失业率为17.9%），LU2升至8.58%，时间相关就业不足率为3.99%，这说明一部分已经有工作的人仍希望且可以增加工时。
尽管灵活就业工时长，但也有部分群体的就业不充分。
美团2024年年报披露，骑手745万（截至2023年累计），近30天内实际跑过单的骑手为336万（“活跃”口径）。全年接单 ≥260 天（接近全职）的骑手只占约 11%，即 80 余万人；全年接单 <30 天（极低频兼职、试跑、过渡）的约占 48%，即 350 万人上下；骑手平均留存率仅 20–30%，平均在职不足一年——高流动是行业常态。
另外，还需要关注的概念是脆弱就业、NEET率和在职贫困。
脆弱就业，指的是有就业但无固定薪酬保障；NEET率，指青年“不升学、不就业、不培训”的比例；在职贫困，指有工作但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
在非正规就业中，脆弱就业比例偏高。
2024年ILO模型估计，印度非正规就业报告值为87.2%，脆弱就业代理为72.1%；墨西哥分别为56.9%和25.3%；南非分别为34.8%和11.7%。差距方向一致地说明非正规就业占比越高，脆弱就业的占比也越高。不过，大量点分布在偏离对角线的下方。
脆弱就业与青年脱离教育与就业，可以同时存在，是两种不同的风险。
印度的脆弱就业和青年脱离风险均高。南非的突出问题是失业和NEET，但脆弱就业较低。
中国模型NEET率为10.85%，明显低于南非、印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墨西哥，但高于日本、德国；同时，脆弱就业风险偏高。
2024年ILO模型估计，全球青年NEET约2.6亿和在职极端贫困近3亿。在职贫困采用当前日均3美元2021PPP国际贫困线；NEET年龄为15-24岁。一个已经就业的青年，可能同时属于非正规就业、脆弱就业和在职贫困。
就业，是一个严肃问题，希望能够严肃对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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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滑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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